6月8日，“体育联通世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行主题交流活动在上海体育大学举办。活动现场，由十余个国家青年组成的20人代表团沉浸式体验乒乓球对战、机器人训练、太极武术等特色体育项目。不少代表团成员表示，此次中国之行大开眼界，真切领略了中国发展风貌与文化魅力，期待未来再次到访中国、深度感受中国。(缪璐 娄瀚锟）

2016年3月3日，承载着中韩人民的深厚友谊，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的雄性大熊猫“园欣”和雌性大熊猫“华妮”抵达韩国三星爱宝乐园，开启中韩大熊猫保护科研合作之旅。10年来，中韩双方共同致力于大熊猫保护繁育、疾病防控、公众教育等科研和人文领域研究与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促进了两国濒危物种保护，增进了中韩人民友好感情。旅韩至今，在中方专家的指导下，大熊猫“华妮”和“园欣”通过自然配对，共繁育了4只幼崽。其中，2020年7月繁育的大熊猫“福宝”已于2024年4月回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

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北京平谷法院近期审结一起工伤赔偿纠纷案。王某工作中摔伤，与公司签订协议获赔4万元并承诺“不再要求补偿”。后其被认定为工伤九级，法院审理认为协议签订时王某对伤情及赔偿标准缺乏认知，4万元赔偿显失公平，故判决撤销协议，用人单位按法定标准补足赔偿至36万余元。 王某在某公司工作时摔伤，双方就此签订《一次性赔偿协议书》，约定某公司给予王某一次性经济赔偿四万元后，不再对王某的任何要求给予补偿。协议签订后，某公司支付王某四万元。 后王某被认定为工伤，鉴定为九级伤残。王某遂起诉某公司，要求撤销《一次性赔偿协议书》，某公司赔偿王某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误工费、交通费、护理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共计43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与某公司的协议签订于工伤认定与伤残鉴定前，王某对伤情、伤残等级及法定赔偿标准缺乏认知，双方约定赔偿金额过低，显失公平。故法院判决撤销案涉协议，某公司按法定标准支付王某各项费用共计36万余元，已付款项从中予以抵扣。现已生效。 法官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工伤私了协议并非一概无效，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基础上签订，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显失公平情形，赔偿金额接近法定标准的，协议合法有效，双方应该依约履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一方利用对方处于危困状态、缺乏判断能力等情形，致使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时显失公平的，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三十五条规定，工伤赔偿协议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当事人请求撤销的，法院应予支持。故，如果用人单位利用劳动者急需医疗费、不懂法律规定等情况逼迫劳动者签约，或者约定的赔偿金额明显低于法定工伤保险待遇导致显失公平的，劳动者可以请求撤销该协议。 法官提示，用人单位应依法参保、依规赔偿，以合法方式化解纠纷。若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私下和解，应在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后，合理确定赔偿金额，保障劳动者的利益，避免后续出现纠纷。签订协议后，若存在法定可撤销情形的，劳动者有权反悔并主张法定待遇。编辑 杨海 校对李立军

长期以来，国内医生的技术价值、经验价值被严重低估。多元化的定价机制，可以体现市场对于一批顶尖医者技术水平、职业价值的认可，这理应得到理性看待。公开资料显示，在国外网站罗列的子宫内膜异位症领域专家研究水平排名中，刘惜时教授位列全球前千分之二（0.17%），无论从国内外来看，这都属于稀缺的优质医疗资源。

此外，公众也希望在信息披露上获得更多的确定性。此次事件中，5000元的标价之所以引发轩然大波，部分原因在于信息不透明——很多人并不清楚这是“国际部”的最高档位，也不了解同一医生还有相对价格较低的号源。如果医疗机构的定价体系、服务分层、号源分配、服务内容等能够更加清晰、透明地呈现给公众，误解和情绪化的批评或许会有所减少。

以澳大利亚为例，胡波揭示了这种所谓行为“加码”的危险性。他指出，澳大利亚在战术操作层面有时比美军更加冒进。“美军抵近侦察通常到了离海岸线四五十海里的时候，就开始沿着海岸线平行飞行。但澳大利亚不是，他们有时候甚至径直朝中国领空方向飞。”分析称，这种高风险的抵近方式，增加了发生近距离接触和意外摩擦的风险。

“随着美国降低政治化调门，日、澳、加等国在行动上却更加激进。”胡波指出，这些国家的内部逻辑沿用了美国“抗衡中国”的叙事，但实际操作却比美军更缺乏经验，也更危险。一旦因操作失误引发摩擦，美国是否会被迫卷入，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域内国家也有变数，日本和菲律宾是焦点；相对于美国而言，日本和菲律宾不能正确看待和认知中国的崛起和实力，在挑衅中国方面更加大胆和无所顾忌。而只要不真的爆发军事冲突，美国也乐于看到这种局面。

胡波表示，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在主权和海洋权益问题上，任何国家受到挑战时都有权作出反应，中国也不例外。正因如此，面对外方挑衅，中方的坚决、正当回应是情理之中，不应因中国是大国而对其提出超出国际法框架的额外要求和普遍道义之上的期待。他指出，无论是在与域内国家还是与域外国家的摩擦中，中国在国际舆论场很多时候都被不公平对待。

2020年12月1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结合多年来参与司法改革实践和顶层设计的亲身经历，向在校师生系统介绍了政法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详细讲解了司法改革为什么改、改了什么、怎么改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自2019年创办以来，首次在京外高校举办。讲座由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主持。

景汉朝首先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远景目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这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